永历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清廷礼部再度向朝鲜方面发出敕书。

敕书中首先罗列了最近朝鲜的种种“罪行”，如清使到汉城时国王没有恪守郊迎之礼；朝鲜使臣在北京违禁置办野史、并提出辨诬申请；以日本海盗入侵为借口申请军援，结果军援到了之后却没有任何音讯；三藩之乱时用浮词探真假等等。

其次敕书中又罗列清朝历代对朝鲜国王罚银的处置以及礼部提议后被皇帝免议的事例，呵斥“以从前之姑宽者为例，反谓无可罚之情，何其谬欤？”并呵斥“卑职不告其君，而轻弄笔端横开祸始，皆由其国主弱臣强”。

敕书的最后部分由清廷礼部提议将郑载嵩等朝鲜三使臣抓捕并押解朝鲜重处。

对此，康熙谕令：“免其严拿，其他依议”。

“这，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朝王李焞看着手中的清廷礼部咨文勃然大怒道。“主弱臣强？朕是无道昏君坐视权柄沦落奸宦之手，还是尔等是谋朝篡位的逆党？简直是大污蔑，是丙子虏乱（注：丁卯胡乱和丙子虏乱均指满人入侵朝鲜）以来从未有过的污辱。”

李焞坐下的朝鲜群臣的脸上也是一片铁青，是的，不会有人愿意被人指摘为乱国权奸的，因此清礼部的指责实际上让四分五裂的朝鲜政坛出现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臣以为应该立刻与东宁恢复贸易，以朝鲜的马匹、条铜、生铁、棉花、奴婢换取东宁的火炮、火药、硫磺、铠甲以备不时之需。”司谏院正言韩泰东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来。“本朝使臣也可以南下东宁参拜大明监国，求取（两国联手）的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