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腊月十二，刚刚以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的身份主管太学的胡瑷来到了白沙书院。包拯总算是兑现了自己当初的一部分承诺，延请名士来白沙书院讲学。此时白沙书院在得到开封府的支持后，又陆续接纳了几十名学子寄宿，虽然天气寒冷但胡瑷名誉之隆足以让所有的学子都自发的来到书院山门处列队恭迎胡瑷。

王景范也没想到包拯居然能够请到胡瑷，在大宋读书人心中胡瑷的声望非常高，他虽在渭州也多少有些耳闻。不过王景范对胡瑷的认知还是在《全宋词》欧阳修小传中的一句话：“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老真先生”。

大宋嘉佑四真便是富弼、欧阳修、包拯和胡瑷，虽只是一句不过父亲对胡瑷的评价是仅次于包拯的，连同是学者出身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的。显然这句“嘉佑四真”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同时代大宋最顶尖的名人，想必这四人之间的交际也有不少，至少王景范所知道的庆历新政时富弼、欧阳修便已经有一定的关系，而包拯和欧阳修也有过政见相左的时候，父亲对胡瑷的评价仅次于包拯就在于胡瑷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这点父亲极为推崇。

估计包拯对胡瑷也说明了白沙书院的情况，现在书院根本不成书院的模样，只有近百稚童和十几名在开封府发解试落选的士子才是书院真正的学生和先生，余者不过是寄宿在白沙书院的各地赴考学子。延请胡瑷到白沙书院讲学不过是调剂一下赴考学子们的心情，让他们在考前尽可能的多学一些东西，这种临阵磨枪试的教学能起多大作用完全是因人而异难说的很。

不管如何胡瑷来到白沙书院王景范是极为欢迎的，而令他很惊讶的是他所注解的《中庸》和《大学》得到了胡瑷的推崇，除了普通的授课之外，更是在分道台上两人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辩经会。这自然成为胡瑷在白沙书院讲学内容的一个重头戏，甚至太学、国子监还有听闻消息的赴京考生都聚集到白沙书院。幸好当初王景范早在规划白沙书院的时候就预先定下了一座三层高的大堂，三层大堂都容纳不下前来观摩的学子，都挤到外面的空地上。

胡瑷与王景范就在这分道台上就《大学》、《中庸》两书从作者到经义一项项的展开辩论，胡瑷的学识虽高但显然王景范在这两书上面下的功夫极深，准确的说是他的父亲生前对这两书的理解最有心得。王景范所能够超出他父亲的地方便是在对儒家典籍上的学识更广泛，毕竟对于父亲这样的后世之人，若说《论语》还好些，至少王景范知道父亲很可能连《孟子》、《尚书》、《尔雅》、《孝经》、《诗经》这些重要的儒家典籍都没有读过。

王景范在儒家经学上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时代最经典的教育，父亲也就对其中两三部经典精研甚深，更多的是教会一些思考的方式为王景范提供借鉴。胡瑷虽然在此之前便对王景范所著的《大学》、《中庸》新解仔细研读过，只是先前从来没有学者将这两篇原本出自《礼记》的文章独立出来，更不会像王景范那样进行连贯性研究，是以胡瑷从最开始的两书作者辩论中就落了下风，直到对经义的辩论还没有将两部经典统和的概念。

胡瑷可没有想到后世《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没有想到王景范的父亲在这上面下的功夫——王景范的父亲对这两部经典的理解与朱熹还有所不同，他更偏向于后世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对两部经典的理解。是以王景范在著书的时候就将《中庸》列到《大学》之前，更以《孟子》引援以解两书，这在两书刊印发行的时候他只是略微一提而已，而在与胡瑷辩论之时则将自己的想法更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