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从政三十一年，历五朝十一帝，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享国只有八年。而且这几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纪。因此处于这种乱世的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更何况凭着冯道当时的大名，甚至想隐居桃源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周旋于乱世。如何周旋关键在于他的处世秘方了。

那他到底是如何处世的呢？在他的传记中清楚地记叙着这些东西：一、他体恤民生艰辛、热助邻里。父亲去世，冯道解职回河北老家守孝，不讲排场，仅住茅草屋。他不仅深知民间疾苦，还自己亲力亲为种地砍柴亲力。正逢家乡饥荒，自己工资有余便接济邻里相邻。老家当地官员送礼。他一律坚辞不受。二、他为官廉洁、严格自律。外出打仗，冯道依然住茅草屋，不设床席，席草而睡；自己不开小灶，与同事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三、他待己甚严、不贪女色。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不过，冯道却兼能之。在战争中。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四、他富有远见、重视文化。冯道少年时即以酷爱读书。他当人宰相后与其他官员一起，以官方财力将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数。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雕版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五、他宽容大度、奖掖贤能。冯道担任宰相期间，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得到重用，而品行不端者则被其抑制。

据说冯道辞逝后，天下“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称誉。”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还下令朝廷停止办公哀悼三天，追封他为瀛王。冯道也是一个为后来许多文人诟骂的对象，认为他是一个毫无骨气的民族败类，骂他骂得最来劲的就是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是欧阳修对他的整体评价。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