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季高兄，”曾国藩把头转向一直悠闲地着眼前一切的左宗棠，笑着问到，“我这也称的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吧？”

说真的，左宗棠还是真佩服曾国藩的这手。这个曾国藩，平素总以儒学、理学大师的气概教导别人，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过，曾国藩的主意，在一定意义上讲，又真是个办法。

左宗棠很清楚，由于大清承袭了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均来自于地丁。而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完全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就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种田的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的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官商勾结，又直接导致了吏治的**。

如今曾国藩采取压榨商人，弥补军费空缺，的确是一个创举。如果厘金抽的合理，倒也自不必说。可是他太明白这个朝廷的陋习了。再好的事情只要经过歪嘴儿的和尚把这经一念上，那就成了灾祸。早晚是个杀鸡取卵的主意。

左宗棠没有心情谈论及以后，他也管不到那一层。他听曾国藩向自己发问，也就呵呵一笑，“涤生兄就是大手笔，想的总能是那么多。”

“不敢当，能得到季高兄的称赞，我是万分荣幸啊！”曾国藩捻着胡须，得意地笑了。[(m)無彈窗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