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区的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红军自然就必须建立大量的地方政权，自然就需要大批的地方干部。让这些从敌占区撤退出来的人担任地方领导，既是对这些人出生入死的酬劳，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有他们才能更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只有他们才能保证上级的政策不走样。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什么人最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了，那就是从事特工的人，这些人甚至比军人在战场上还要遇到更多的危险，特别是在被敌人抓获的时候。面对的可是比任何人遭受到的都要残酷的严刑拷打。而这些人也远比任何人更坚决、更坚定地保守秘密。

当然，情报人员也不是没有贪生怕死者。也不是没有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者，但意志坚定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莫斯科方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大肆辱骂以毛润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外，还在苏联远东地区成立了属于共产国际控制下的中国劳动党，首脑为王明等一批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人，他们的目标很直接，就是针对重庆的中共组织，就是要消灭这支不听话的军事集团，并取而代之。

这与历史上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时空凭空出现了一支中国劳动党。而且历史上自红军长征后，莫斯科因为国际形势的需要而放松对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放任那支从江西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自生自灭，在莫斯科看来这种队伍已经元气大伤，根本没有必要再加以更多的重视，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而得罪蒋芥石集团，因为只有与蒋芥石集团保持好关系，蒋芥石集团才能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才能更多地拖住日本军队，才能更好地让苏联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德国军队。

可是说前世的红军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可谓四面皆敌。完全是凭着他们能吃苦，不服输，顽强地挣扎而生存成长起来。

而现在红军的力量却太耀眼了，短短两年时间内就从一支快被歼灭的小武装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武装力量，莫斯科不得不重视他们，不得不想控制他们，在控制不成的情况下又想消灭他们。

莫斯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重庆的红军领导人更加看清了他们的本质，更加坚定了脱离莫斯科、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的决心。如果说之前只是因为郭拙诚的规劝，甚至是武力威逼，红军领导人都是将信将疑，那么现在在事实面前，就是项英等人也改变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