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只有收税了。”

商量了半天之后，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阶段----也就是庞雨所建议的：决定收税。

明帝国的税收制度秉承唐宋习惯，采用两税制。一年收两次税：夏粮和秋粮。理论上是只收米麦粮食的，称为“本色”，不过实际操作中也允许用银钱和布匹等----所谓“折色”来充抵。

除了要交纳粮食外，老百姓每年还应该承担相当繁复沉重的徭役，这些徭役也允许花钱冲抵。在明朝后期，各地普遍采用一条鞭法之后，徭役大都按银钱折算。所以各地收税，基本上就是收钱收粮。

至于各地具体收取的数量，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工程。光是一个琼山县，庞雨捧着全县丁口赋税黄册子研究了半个多月，也没能搞清楚这个县城从法律上应该收多少粮食和银钱。

“我们恐怕还是不得不依靠原来那些胥吏，只有他们才知道该收多少税，以及找谁去收。”

就算是自称高考时数学只差七分就能拿满分的经济学高手林峰，在翻阅了一大堆赋税簿子之后也不得不同意了庞雨的观点---其实历朝历代，所有从外地调任过来的官员大都如此。聪明点的会找个好师爷帮忙处理，无能的官员就有可能被奸刁滑吏刷得团团转了，这类事情自古皆然。

不过解席在这方面则提出了补充意见----他始终坚持认为在这方面不能完全放手。事实上，虽然他和严文昌，王辛芝等一批本地官僚交往甚密，能顺利攻陷琼州府也是托赖了那些人之力。但在总体上，解席对于明王朝的大部分官吏都不抱好感。

那些本地胥吏个个都是人精吸血鬼，如果这边把所有权力统统下放出去，那帮人很可能会借着这边的名义大肆骚扰民众，最后利益拿走大半。恶名却是这边来承担。

“我仍然坚信----没有一个坚实牢固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宏伟壮观的大厦。大明王朝正是毁在了这群贪官污吏手里，我们如果还是照样用这批人，下场绝不会比明王朝好到哪里去。只有按照太祖爷当年的做法，踏踏实实从最基层作起。紧紧抓住土地和农民这两条关键点，这才是正道！”

老解的发言赢得了一片赞同声----某党多年来的中国革命史教育毕竟不是一无是处。虽然在现代时这些东西起来压根儿没有任何用处，但身处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却几乎是本能地，都知道应该走那条路----就连敖萨扬这个台湾人居然也不例外。

“土地改革是迟早要搞地。明朝末年和清末民初地情况差不多----其实每一个王朝末期面临地困境都是大同小异。核心都是土地和农民问题。在这一点上你们地那位太祖爷绝对是天才。不过在解决问题地手段上。我建议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手法----比方说台湾地土改工作就主要是通过赎买来完成。在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收回地同时。又给了民间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