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阶层难道就看不出来这样的弊端吗？”王凡觉得他们既然可以登上一个国家的顶峰，就不可能是真傻子，他们也许有时候故意装傻，但是绝不可能是真无知，毕竟过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jīng英阶层，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资源，拥有最开阔的眼界。

“这个我知道。”刘少qi接话道，“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初学习理工科面临着内困外焦两重困难，一方面是国内这方面的老师太少，如果你真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归国后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子实在是太落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相较那些海归的科从业者）。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上，炎黄历史上就是一个由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官，在很多时候就是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老mao补充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说，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说道。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一方面有着遍地的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了！”老mao总结道。

“陈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zhèng fǔ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jīng神补给”。总之，在民国大学先生的圈子里，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话道。

“你带来的资料，我们有时间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刘少qi继续说道：“建国后，主位面的炎黄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炎黄儿女回来建设祖国，其实是因为当时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国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那些资料里，有一份1930年的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等到了1949年我们建国时，炎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如果没有王凡你的出现，我们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