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这次北上虽说是给翁同龢面呈父亲的书信，但是在天津的时候不能不去拜访这里的“地主”李鸿章，这封信就是和李鸿章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何况人家在自己新婚的时候送的礼又那么重，若是不见上一面的话，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这次谭延闿面见李鸿章倒是没有像见张之洞这么麻烦，唐伯文在得知谭延闿和他一起北上之后便立刻向天津发报，这里的程序早就定下来了，转天唐伯文和谭延闿便坐着马车来到了李鸿章的大本营——直隶总督署衙门的所在地。

李鸿章虽然昨天非常郁闷跑到海宴轮上追思醇亲王奕环，但是却没有在那里过夜，只是回到天津的时候稍微晚了些。李鸿章生活非常有规律，相比之下张之洞在这上面远不如他，据说张之洞在四川当学政的时候为了思考一对联整整几天没有睡觉，这一睡便是两天两夜。同样是封疆大吏，张之洞在见客这个环节上当属总督中派头最大的，而李鸿章这里只要安排好，除非有天大的事情否则不会这么麻烦，况且谭延闿的身份和他身上所携带的信件对李鸿章有着莫大的重要性。

李鸿章不仅是这个时代的洋务派的领头人物，同时他作为曾国藩的唯一入室弟子，在经史学问上的功底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家，不过作为当今清流深恶痛绝的头号靶子，他在学问上的建树远不及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这么彰显。

作为当今显贵世家地子弟，谭延闿面见李鸿章地时候完全是以学生之礼待李鸿章——谭钟麟和李鸿章并非是冤家对头。他看待李鸿章可不像清流们那样带着有色眼镜。对李鸿章的学问他还是非常敬佩的，所以在指点谭延闿上要求要严格遵守行礼典范——根据谭钟麟地判断，这个洋务派的大头领骨子里面和曾国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内心中还是一个严守纲常的旧文人。

作为重要的陪同，谭延闿身边的唐伯文对这次会面简直是“深恶痛绝”——两人见面谈话决口不提洋务，就连迫在眉睫地朝鲜问题也是一个字不沾，谭延闿居然拿出了他最近的诗集给李鸿章过目，两个人相谈甚欢但却都是诗词学问，这些东西唐伯文也懂。但是作为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接受西方化教育的唐伯文内心中对这些极为轻视。

当谭延闿真真切切的面对李鸿章的时候，神思都有些恍然，看到面前这个已经七十一岁的老人，他心中也是感慨万千。谭钟麟对他儿子的学问功底是非常自信的，对于李鸿章地为人也是综合传闻进行了很深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为儿子谭延闿服务，儿子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自己的羽翼下成长，当今朝廷两大巨头张之洞和李鸿章无疑是让儿子平步青云的最好阶梯，这两个人他都下了很深地功夫。见了李鸿章谈话的要旨也是他事先拟定地。

谭钟麟的功夫没有白费，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当谭延闿和李鸿章谈论学问的时候，这让李鸿章内心中非常高兴。不过唐伯文也没有白等。因为谭延闿之所以名噪四方不是因为他的戒毒丸和抵羊纺织厂，而是他写了《劝学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致认为的佳作甚至要给各地的督抚学政都发上一册，这样的待遇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李鸿章作为“天下第一总督”自然对这《劝学篇》也下了不少功夫。顺着《劝学篇》的套路，两人终于在唐伯文渐渐有些不耐烦的心思中步入了实际话题。

李鸿章作为当今洋务派的首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劝学篇》中八成以上的内容都是写洋务，当然每一条都是给洋务在春秋大义中寻找理论根据，让洋务在理论上符合儒家学说。可以说李鸿章和谭延闿一个在实践，一个在理论，简直是珠联璧合，这一老一少不仅讨论了洋务活动所遇到的问题之外，还对正在建设中的华盛纺织厂将来如何和抵羊纺织厂进行合作展开了一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