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下诏推广的不过是一本代表法家学术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法家学术做为官学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认，但它现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条件，那就等于严重打击了私学，打击了除法家学术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断绝了研习其他诸子学术的士人主要是关东地区士人的“饭碗”，更严重的是，它将断绝其他诸子学术的传承。

关东士人的入仕之路没有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学术要衰败乃至灭绝，他们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这一策略也可以说是统一中土文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简单快捷，虽然是以灭绝其他诸子学术做为代价，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诸子学术的办法来逐步实现文化的统一，它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此策实际上也是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一种打击，如果此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话，“分封”贵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分封诸侯”的学术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团都是法家子弟，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信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那“分封”贵族集团还能实现自己“裂土封侯”的梦想吗？

“分封”贵族集团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团。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当然反对关东士人加入到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贵族集团又妄图分封诸侯，妄图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一块利益，所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把自己从大秦的以坚持“法治”思想为主的官僚集团中分裂了出来，他们试图借助关东博士集团和关东本土地方势力来抗衡中央。

从有利于推进“分封”的目的出发，以右丞相隗状为首的在京豪门权贵和以吴王公子高、齐王公子骧为首的地方势力纷纷上奏，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太子，支持关东博士集团，但也建议始皇帝和中枢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和关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行“仁义”之举修改严酷刑律，拓宽选才渠道以保全私学，延续除法家之外的诸子学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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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来了实施休养生息之策的第二个丰收年。

“上计”开始，各郡国使者赶赴咸阳。经过初步统计，因为全国连续两年大丰收，而北疆镇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减，中央财政以最快的速度“触底反弹”。乐观估计的话，只要下一年度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中央财政就能摆脱危机，迅速增长。

风调雨顺固然重要，而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则更是至关重要。

始皇帝书告武烈王公子宝鼎，授权他与匈奴人展开进一步的议和谈判。虽然双方结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认为，宝鼎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北军统率部的名义，与匈奴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官方贸易，一方面赢得更长久的边境和平，一方面尽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之间的战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种贸易获得更多的战马，增强北军远征的能力，为几年后的北伐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一年的预期也非常乐观，所以中枢不少大臣建议重新开始直道的修筑，同时考虑到咸阳宫太小，更多的大臣建议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伟的新皇宫。还有就是始皇帝的骊山寝陵已经停修数年，也应该继续修筑了。

始皇帝有所心动，征询宝鼎的意见。

宝鼎毫不犹豫，断然阻谏，而且言辞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岭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费惊人。前期在子午岭段的修筑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其工程量超过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宫和骊山陵也是庞大工程，保守估计仅仅所需征发的民夫就多达百万以上。百万人的建设大军，需要耗费多少财政？

现阶段帝国的国策就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就是要集中力量恢复国力，任何损耗国力的土木工程，不管是不是急需或者必要，一律禁止。凡违令者，等同于谋反叛国，杀无赦。

中央财政摆脱危机，持续增长，并形成良性循环，是确保帝国稳定和中央权威的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政，中央拿什么戍边？拿什么供养军队？没有军队，中央拿什么保证帝国的稳定，保证老嬴家对中土的统治？

宝鼎随后再上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严厉警告文武百官，北疆镇戍关系到中土的存亡，南北战争迫在眉睫，中央财政在改善之后都要投到这场战争之中，谁敢打中央财政的主意，谁敢置北疆危机于不顾，那他就是大秦的敌人，十恶不赦，人人得而诛之。

此奏一出，咸阳震惊，所有关于大兴土木的呼声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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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