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观看，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80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音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处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烟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开室内建材店的，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上身朝那边张望。不巧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详细情形看不清，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抬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酉。"绿子说。"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也……？"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实在不敢恭维，但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五百英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忍痛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乐，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地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就跑，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拍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机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灰状物朝我们四周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股脑儿全部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领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歪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咦，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是说没那么悲伤。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我捉摸不透。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是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伤心点……"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地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手脚大，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来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一次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来报答他。"

"我是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倒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个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摆弄指甲的底端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想，不过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挨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地侵人生命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30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头俯视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

"累了？"我问。"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5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第二天上"戏剧史ii"，课棠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既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便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似的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那德·巴斯蒂的唱片集。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趴也似的弯腰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相隔许久而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9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平时所没有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了呢？我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且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冷风乘虚而人。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但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望校园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我也想到说不定碰巧见到绿子，但这天她终归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周六的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答应说可以。一周多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沿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然后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间，等待合适的女孩儿的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多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儿可以说完全是零，几乎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儿在柜台旁坐下，要了吉姆莱特和马尔加利达两种进口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人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店，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一间稍微拐人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儿，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的。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时，女孩儿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也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根本就不像有女孩儿靠近的样子。

熬到11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困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着人们释放出来的由*和酒精等相混合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不由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儿，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呐！找个时间将功折罪。"他说罢，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尔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便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4点，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便挤满了同样等乘第一班电车的人。男侍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儿，年纪大概同我相仿，两人长得虽都不算得漂亮，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5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未赶上最晚一班电车。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现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又是昨晚刮的胡子，况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儿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掰，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蓝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儿似乎有个习惯--不时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咖啡和汉堡包，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地吃着喝着。高大的女孩儿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好几次头。由于马宾·基和彼吉斯等人的音乐放得声音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儿恼怒什么，而高大女孩儿则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儿怀抱挎包去厕所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5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5点20分啦，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啦。"

"可我，要乘早上7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样的话，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从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来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经历了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5点20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有生第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莱，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开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很要好。小巧女孩儿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她于是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儿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而决定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儿。

小巧女孩儿一边一点一滴地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儿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儿一边一把把拔草一边自暴自弃似的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的时间里，高大女孩儿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张站台票送她上车。她乘的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儿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着啤酒。女孩儿也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皙，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却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随着(禁止)的逼近，她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之后我们便就势人睡了。

12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去掉睡意，刮罢胡子，然后赤身luoti(被禁止)地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地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缈，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面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或许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15次也没人出来接。20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来的。

挪威的森林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来的。直子继续写道：“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是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我闭上眼睛，花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回来，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

“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我就你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为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地对待。”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过于郑重其事。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子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子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从而使我转求其他的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实在对你羡慕不已。我之所以使你不明所以然地过度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于我的境遇而接受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7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是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面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向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惟其如此，我才现在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7点半，刚刚用罢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里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这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是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令人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hushi、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一个人都在悠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当然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在这里生活的，以至于才会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是有些荒诞，虽说荒诞，而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无须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于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上，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带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植蔬菜。有茄子、黄瓜、西瓜、草薄、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酉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每天一点点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酉，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鱼肉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3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资料馆。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设施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是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业已恢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同样如此容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同外界人开始接触。所谓‘外界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有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恓惶不安，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完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健全，你也健全（一开始便是健全的哟），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设施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同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再次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面。淡红色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儿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写着“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ami（朋友）。

我把信塞入抽屉，换衣服出门。因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明白了我的用意。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偏午时分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便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把备换的衣服和牙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人睡时，已过半夜1点了。

挪威的森林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周一早上7点。我匆匆洗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像闪电一样跳上“闪电”号列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便迷迷糊糊地睡了。

快到11点时，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车站，问16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12时35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然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直子信上说：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掉头拐往市区。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远便是终点。从停车站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是深山，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道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窜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生林一般直耸云天，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昏暗的阴影之中。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谷川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腾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都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但人影却是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40分钟，汽车开上一座视野开阔的山顶。司机刹住车，告诉乘客要等五六分钟，想下车的不妨下车。乘客算我才四个人，便都下了车，伸懒腰、吸烟或眺望眼下伸展的京都市容。司机站着小便。一个把大大的绳捆纸箱弄进车箱的50岁上下的晒得黝黑的男子，问我是否爬山，我懒得罗嗦，便答说“是”。

一会，一辆公共汽车从另一侧上来，停在我们车旁，司机跳下车。两个司机交谈没有几句，便钻进各自车里。乘客们也都返回座位。随即，两辆车开始往各自的方向前进。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的车为什么在山顶等待另一辆车的理由：从山顶下行不远，道路突然变窄，根本错不过两辆大型客车。我们车错过了几辆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汽车，每次都是由其中一方后退，把车身紧紧贴在拐角处凸出的地方。

谷川沿岸排列的村落比刚才小得多，可供耕种的平地也不大。山势险峻，直逼眼前。只是狗多这点倒是村村相同，汽车一到，狗便竞相叫个不止。

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居然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谷川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15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乎可勉强通过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

杂木林中的路面历历印着车轮碾过的痕迹。四下林中不时传来小鸟“扑棱扑棱”展翅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格外清晰，仿佛被部分放大了似的。“砰”的一声，远方响起类似枪响的声音，但在这边听来声音又闷又低，像被好几张过滤纸过滤了一般。

穿过杂木林，一堵白色石墙出现在眼前。虽说是石墙，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派坚不可摧的势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前几分钟还有人呆过：烟灰缸里有三支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有人来，便接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小型客车和大马力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牌小汽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蓝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道驶来。这人60上下，高个头、秃顶。他把黄自行车往小屋墙上一靠，转向我：“呀，实在抱歉得很！”但那语调，似乎并不含有什么抱歉的意味。自行车挡泥板上用白漆写着“32”。我道过姓名，他抓起电话，重复两遍我的姓名。对方说了什么后，他答说“好，好，明白了”，旋即放下听筒。

“请去主楼，找石田先生。”门卫说，“沿这条林中路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往右再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搂。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往昔别墅的格调优雅的古式建筑。院子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先生。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茶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而落在脚上那双在地板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工夫，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告诉我说“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倾俱寂的下午。

但没过多久，传来胶底鞋轻柔的步履声，一位梳着短发——头发似乎相当硬挺——的中年女士出现了。她快步在我身旁落座，架起腿，同我握手。一边握一边反复观察我的手。

“你没有、至少这几年没有摆弄过乐器吧？”这是她开口第一句话。

“嗯。”我吃了一惊。

“一看手就知道。”她笑着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脸上有很多皱纹，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然而却没有因此而显得苍老，反倒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通过皱纹被强调出来。那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她笑，皱纹便随之笑；她愁，皱纹亦随之愁。不笑不愁的时候，那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整个面部。她年纪在35岁往上，不仅给人的印象良好，还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我一眼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头发剪得相当草率，长短不一，到处都有几根头发卓尔不群地横冲直闯。前面的头发也参差不齐地搭在额头，但这发型对她却是恰到好处。白色半袖圆领衫外面罩一件蓝工作服，下(禁止)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奶油色布裤，脚上一双网球鞋。身材瘦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禁止)。嘴唇不时嘲弄人似的往旁边一扭，眼角皱纹微动不已。伊然一个多少看破红尘的热情爽快而技艺姻熟的女木匠师傅。

她略微缩一下下额，依旧扭着嘴角，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好半天，我真担心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卷尺，动手测量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还是最好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不大不小地闹出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多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像是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食谱上有放(又鸟)蛋的炖马铃薯、青菜色拉、桔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那样，青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干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不要的话，我就吃。”我说。

“我么，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的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伙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先生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先生。所以也有人就叫我先生。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呆都七年了，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工作。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寝室，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疗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如同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桔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长久以来就呆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除，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我说想喝。

她于是熄掉烟，欠起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20年前。看见那幢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一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说，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5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一度不行的人在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便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hushi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不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呆7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38，眼看40，和直子不一样。我从这里出去，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收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7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7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就算现在出去，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愿意听，下次慢慢讲给你。”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有条理，我们都不知所措，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点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么，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又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考虑，但现在也还是稀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定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恐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以诚相待，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1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都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地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蹩起眼角的皱纹，许久地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她说，“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7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练习网球。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两人球艺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却俨然在玩一种与网球截然不同的什么游戏。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与其说是在打球，莫如说是对球的弹性感兴趣而正在加以研究。他们一边神情肃然地冥思苦索着什么，一边执著地往来击球。而且两人都汗流浃背。眼前的那个小伙子瞥见玲子，便停止打球，走过来笑嘻嘻地同玲子搭了几句话。网球场旁边，一个手扶大型割草机的男子面无表情地割着草坪。

再往前走，便是树林。林中散布着十五六栋西洋风格的小巧的住宅，相互都保持一定距离。几乎所有住宅门前，都立着门卫骑的那种黄色自行车。玲子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家属。

“即使不进城，需要的东西也能得到，这里一应俱全。”玲子边走边向我介绍，“食物嘛，刚才已经说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有养(又鸟)场，(又鸟)蛋手到擒来。有书有唱片有运动设施，也有类似自选商场的售货店，每个星期有理发师来。周末放电影。要买特殊东西可以委托进城的工作人员，西服之类可以通过广告目录订购。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能进城吗？”我问。

“那是不行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去看牙医等等，但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离开这里本身完全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可是一旦离就回不来这里了。这同过河拆桥是一回事。进城两三天后又重新返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这里不尽是出来进去的人了。”

穿过树林，走上一面徐缓的斜坡。斜坡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带有奇妙气氛的两层木房。若问奇妙在哪里，自是解释不好，总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建筑总有些奇妙。它类似我们从力图情调健康地描绘出非现实境界的画中时常得到的那种情感。我蓦地想到，如果沃尔特·狄斯尼以蒙克的画为基础创作动画片，说不定就是这副样子。每一座建筑物都呈同样的外形，都涂同样的颜色。造型大致接近正方体，左右对称，门口很宽，窗口有好多个。建筑物相互之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活像汽车司机讲习所的教练路线。所有建筑物的前面都种植花草，修剪得井然有序。寥无人影，窗口都挡着窗帘。

“这里称为c区，住的全是女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建筑物有十栋，每栋分四个单元，每单元住两个人。所以全部可住八十人。现在倒是只住有三十二人。”

“实在太静了！”我说。

“这个时间谁也不在的。”玲子说，“我受特殊优待，现在才这样自由自在。一般人是都要按日程表活动的。有锻炼身体的，有整理院子的，有进行集体疗法的，有去外面采山菜的。日程安排由自己定。直子现在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换墙纸或重新涂漆吧，记不确切了。这样的活动一般要进行到5点左右。”

她迈进标有c——7编号的楼，爬上尽头的楼梯，打开右侧的门。门没有上锁。玲子领我在房里转了一圈。有四个房间：客厅、卧室、厨房、盥洗室，简洁明快，给人的感觉不错。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谐调的家具，但并不给人以凄清之感。在房间里一呆，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就像面对直子时那样感到身心舒展、轻松愉快。客厅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另有一张摇椅。厨房里有餐桌。两张桌面都放有大烟灰缸。卧室里有两张床、两张书桌和两个床头柜。床上的枕旁有个小矮桌和读书灯，一册小开本的书兀自伏在上面。厨房里放着一套小型微波炉和电冰箱，可做简单的饭菜。

“浴槽没有，只是淋浴，不过还算可以吧？”玲子说，“澡堂和洗涤设备是公用的。”

“可以得过分了！我住的那宿舍只有天花板和窗户。”

“你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才这样说。”玲子捶了下我的脊背叫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我旁边，“这里的冬天又漫长又难熬，四下看去，到处是雪、雪、雪。阴冷阴冷的，把心都冷透了。一到冬天我们每天都要扫雪。在那个季节，我们就把房间弄得暖和和的，听音乐、聊天、打毛线。所以，要是没这么大的空间，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很难受。你如果冬天来就知道那番滋味了。”

玲子仿佛想起了漫长的冬日，她深深地叹息一声，两手在膝头搓着。

“把它放倒给你当床好了，”她“嘣嘣”敲着两人坐的沙发说，“我们在卧室睡，你在这儿睡，可以吧？”

“我是没意见啊。”

“那，就这样定了。”玲子说，“我们大约5点钟回来，我和直子都还有事要做。你得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不要紧吧？”

“不要紧，反正可以学德语。”

玲子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合起眼睛，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这岑寂之中。良久，我蓦地想起我同木月骑摩托车远游的情景。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这样一个秋日。几年前的秋日来着？4年前。我想起了木月那件皮夹克的气味儿和那辆一路狂吼乱叫的125cc红色雅马哈。我们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海岸，傍晚才带着一身疲劳回来。其实也并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却对那次远游记得一清二楚。秋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我双手死死搂住木月的夹克，抬头望天，恍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要被卷上天空似的。

好半天时间里，我都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联翩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在这房间里一躺，过去几乎未曾想起的事情居然纷至沓来地浮上脑海。有的令人心神荡漾，有的则带有一丝凄楚。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就完全淹没在出乎意料的记忆洪水里（那确实如同岩缝中滚滚涌出的泉水），就连直子悄然推门进来我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睁眼时，直子已经站在那里了。我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直子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她坐在沙发扶手上，也看着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记忆编织的形象，但的确是活生生的直子。

“睡着了？”她问我，声音非常低微。

“没有。只是想点事情，”我坐起身，“身体可好？”

“嗯，还可以！”直子微微笑道。那微笑恍若淡淡的远景。“我马上就得走。本来不该到这儿来，挤一点时间跑来的，要马上回去才行。喏，我这发式好笑吧？”

“哪里，非常可爱。”我说。

她像女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这发型实在与直子相得益彰。看去宛如中世纪木板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

“我嫌麻烦，就请玲子剪掉了。你真觉得很可爱？”

“半点不假。”

“可我妈妈偏说不三不四。”直子说。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用手指梳了几下重新卡好。发卡是蝴蝶形状的。

“我，在三人一起见面前想单独看你一眼。也不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想看看你的脸，习惯一下。要不然会觉得不习惯，我这人笨得很。”

“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她说，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只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抱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尔后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久违了的直子的存在感觉中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盥洗室里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昏的夜色中飘然飞舞。

一觉醒来，手表已指向4点35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槽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的里面用细绳吊挂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的剪影，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5点刚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c区”。从厨房窗口望去，见三个女士从窗底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个弯，不久便消失了。继而，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氛围。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了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5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次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洋溢欢笑。

6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青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般地说。

食堂里，有二十个左右的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有所不同这点，食堂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也没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然而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连连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了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心理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粟鼠般脸形的中年女士，不厌其详地说明什么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地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衣男子是否真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人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人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衣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铃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座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放低下来。”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像是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

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c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盥洗室。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威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听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而变得异乎寻常。

月光十分皎洁，我便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威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涂了一层淡墨似的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水筒，倒进嘴里一口，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慢慢下移，继而又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来。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水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约摸过了20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满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枝粗大的白蜡烛。我点上火，把它立在烟灰缸里。玲子对烛火点燃支烟。四周依旧一片寂然，在这寂然中我们三人围蜡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免愕然。

“实际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买回来一点点。”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开瓶盖的工具打开，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酣爽口，仿佛在内院贮藏了很久。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面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般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姻熟，但感情充沛，疾缓有致，而且充满柔情，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谛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心神荡漾。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日复一日地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非常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过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原。”

接着，她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合眼地摇着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手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贮币盒。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又冷，里面又黑，又没一个人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的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巴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形紧绷绷的。那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气质。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如同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特有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感到有些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者更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去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中的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的事。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是说明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再次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地找间隙喝口酒，吸一下烟。

“倒像个不可思议的人。”直子说。

“是不可思议。”我说。

“可你喜欢他？”

“说不清楚。”我说，“大概说不上喜欢。他那人，不属于喜欢不喜欢的范畴，而且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弄虚作假的人、极其清心寡欲的人。”

“同那么大堆女人睡觉还算清心寡欲？你可真有意思。”直子笑道，“你说睡过多少个来着？”

“八十个左右总还是有的吧。”我说，“不过，在他身上，睡的人数越多，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含义就越模糊淡薄。我想这就是所谓他的追求目标。”

“清心寡欲就指这个？”直子问。

“就他而言。”

直子开始思索我的话。良久，开口说：“那个人，脑袋要比我不正常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