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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丽问:“你说我们送多少?”
李曼丽想了想,说:“送三十万吧。多了,也难得还啊,送十万、二十万的,太少了,拿不出手。”
李曼丽说:“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弄三十万现金呐?我们装修房子,买家具,积蓄基本上都用完了,我算了算,我能够拿出来的,就是五六万块而已。你这个副秘书长,除了吃点喝点,又没有什么实权,没有人给你送礼,我们那点积蓄怎么拿得出手呢!”
杨易迅说:“我们借吗,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马建设,让他给我们准备三十万现金,他是大老板,手里随时都有钱的。”
李曼丽知道,马建设是杨易迅的表哥,是老板,平常里杨易迅没少为他办事,这个紧要关头,向他借三十万,肯定不成问题。
杨易迅于是在床上就打通了马建设的电话。
马建设一看是杨易迅的,虽然此时正在酒店里,搂着自己的一个女秘书睡觉,他这样的大老板,现在谁手下不是一堆漂亮的女秘书环绕着,想睡谁就睡谁。反正他们手中有的是钱,你让睡了,就给你好处。不让睡,或者服务得不够好,找个借口,就把你打发走了。反正大街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人多得是。随便打个招聘广告。能骗来一大堆。说是总经理的女秘书。其实稍有姿色的。都被他玩弄过了。现在这些老板的日子,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手中有花不完的钱,身边的女人也玩不完。他们有钱,和他们来往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大人物。有钱就可以结识有权的人,钱权勾结,赢家通吃。女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也是没办法,职场上的老板。不少是公开的流氓,他们对你***,你还不能反抗,只能是半推半就,或者是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可以公开地耍流氓,又不用受到处罚,因为已经把流氓罪废除了吗!你说他们如今活得潇洒不潇洒。
女秘书正在马建设身上忙活着伺候他,这个时候电话响了,马建设不耐烦地看了看来电显示,一看是杨易迅的。连忙摆了摆手,让女秘书从自己身子上下来。才坐起来接了电话,问:“原来是易迅啊,有什么事情?”
杨易迅说:“表哥,有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你那里有没有三十万现金,我急用。”
马建设立即痛快地说:“不就是三十万吗,你什么时候用?”
看望不多的数位老干部,用了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晚上的贝湖新闻里一播放,经过记者们的剪辑,还真是那么回事。老干部们个个笑容满面,握着陆政东的手,相谈甚欢。
向光明提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播出。谁都明白,那些问题可以私下里议论,但是,不能作为新闻堂而皇之地播出的。那些都是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现在的新闻节目,说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说实话,但是,说实话是有风险的。那些编辑、记者们,也要吃饭,他们知道这样的阴暗面如果播出,万一弄得哪个领导不高兴了,他们的饭碗就砸了。所以新闻节目,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国内喜事多多,好事连连。外国的霉事多多,问题多多。比较起来,我们是风景这边独好,外国是水深火热。报喜不报忧,是一贯的作风。好在现在有互联网了,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所以有的人说怪话,说现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新闻联播中的,在哪里,所有的国人都是幸福的。一个是在网络上,在那里,会发现另一个不同于新闻的世界,在陆政东看来,这两者之间都有所偏颇,想要全面真实,应该是对两者都能够有准确的掌握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对于向光明和周恒来讲,向光明虽然爱放炮,看似影响到了现在当权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实际上影响有限,而口口声声说不影响现在班子的正常工作的周恒,实际上干涉得最深。
因为干部人事就是最重要,最深刻的工作,周恒在这上面有想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当然在副省级干部提拔任用的问题,这方面陆政东心里有些谱,只是这方面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最终的权力都在中组部。他们说谁上谁才能上,这不是陆政东主要考虑的,陆政东现在考虑的是,在省级领导干部调整的同时,必然要对全省的厅级干部进行一次小的变动。
比如谁当厅长,谁当市委书记、市长,这项工作需要现在就开始做了,要不然中*央关于副省级的名单下来后,就有些措手不及。有的干部要提拔成副省级,他们留下的空缺,要有人去填补。有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太长了,需要调整一下岗位。
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和祁玉民和组织部长兰超华讨论一下。本来这样重大的事情,要开省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但是,上会研究,总得有个方案吧,不能十几个人,个个都当家。做省委*书记的,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用人权。说白了,就是提名权。在一个省里,只有省委*书记才能提名谁当市委书记,谁当厅长、市长。其他的省委常委,只能有建议权。至于他们的建议省委*书记听不听,那要看省委*书记斟酌的结果了。
省委*书记是班长,最关键的,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省长,也不能对省委*书记提出挑战。
陆政东明白,只要抓住了用人这个牛鼻子。自己就是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秘书马上拿起电话。拨通祁玉民和兰超华秘书的电话。
祁玉民的秘书有点兴致不高。能够给大领导做秘书的,绝对都是聪明人,他得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跟着陆政东,有没有更大的发展,是他们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祁玉民当上了省长。那比当副书记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
不一会儿,祁玉民就和兰超华一前一后,赶到了陆政东的办公室。
其实祁玉民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詹继东调走。这一摊的工作他得暂时兼着,接到陆政东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祁玉民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西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大决战战役,当过副团长。全国解放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祁玉民中学毕业后,就到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祁玉民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恰好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祁玉民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的领导,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陆政东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省级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
所以在体制内,有能力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要有运气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要不然按部就班,即使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你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小人物,又没有大人物发现你,欣赏你,为你的发展铺路,你按照惯常的升迁路径,一辈子能混到司局级,已经是到顶了。许多运气差的,混到五十多岁,还是个处级干部。在京城的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就是大办事员一个。遍地都是。谁也不会待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