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遮丑式翻译，最让人尴尬了，如果当时的翻译人员，思考一下客观的翻译成；他说你玩的不行，太差了。小孩子嘛，说句真话，无伤大雅，客人最多哈哈一笑了事，那会和小孩子计较啊，是不是这个理啊。那么访问结束后，机场上万人欢送。亲王走上舷梯挥手致意，说出的问候语，就会改变了，成千上万的陕西人，就不会这么尴尬了，不是吗？

所以啊！翻译水平的优劣高低，合理还原本意的翻译，才是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度之间交流，最体现文化水平的关键。

新政权新作风，自然不容许翻译条约文本时出差错闹笑话，这可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大事，不像生活中的小错误，只是尴尬而已，不伤及根本的面子问题而已罢了。所以这次翻译人员的水平审核，也是要求严格，乘着暑假在大学中统一进修，加强学习，也算是尽量做到不出错的一种准备手段吧！

“再说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这是典型的忘战亡国案例，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人居安思危的作风，也是有出处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大家都是饱学之士，试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呕心自问一下，我们能始终遵循古之智者的真理去行事吗？”金雨又发言说道：“大家在外交谈判中，可以利用什么样外交手段，去适当的打击，压制，限制住日本日本政治家的这种主流思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