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到谭嗣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各个阶层民众都是有相当的了解，不同于原历史时代，谭嗣同游历过中国台北和西南联合军政府的经历，受到过台湾军政大学和广州大学的讲学邀请，毕竟进入两地是要进行登记的，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并不排斥大清国的商人，学者和普通民众来往的。而且两个地方的政府对于谭嗣同在1897年写成重要著作的《仁学》，很是关注，印刷成书，成为自道德经之下的第二部中国哲学著作。

在1897年冬季在广州游览是，作为老乡的杜兴武，还在广州武警部队总部和谭嗣同交流了看法，一起参观了武警官兵的训练。要知道杜兴武也是一个文武双全之士，只是被孙中山保镖的身份祸害了而已。

从来就是自下而上的改变容易，自上而下的变法困难，自变法开始满清贵族和汉人官僚系统的阻挠，都让谭嗣同认识到顾问团的建议是对的，全面变法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省一府试验性变法，在逐次推光才是可行的，一刀切的变法是个人都不会同意。

一个道理，是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用顾问团的话说，变法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进行的小事情，静观其变，等到太后系和皇上系相互妥协的时候在展开行动，一个不讲究方式方法的改革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激进的改革方式只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与改革维新没有丝毫补益,只会坏事。

再则，谭嗣同没有为皇帝死心塌地卖力的思想，中国教育界把谭嗣同定位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是不准确的，是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毒害的评价。

世界上怎么会有无产阶级呢？当你收获劳动果实时，你就是有产者了，哪怕是一文钱，国家领导人那个当过工人，下地种菜十年过，如果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说法，那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就是政治资本家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禁不起反推论证的思想，是中国人民迷茫无知之的无奈之举。中国千百年来反压迫反剥削的起义斗争还少吗？

只是没有协调管理好好各种行业民众的利益而已。20世纪末，中国提出的综合治理的观念，才是最合理的。中国大学生辩论赛上就是最佳答案。

谭嗣同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在这些改革实践中，可以看到谭嗣同的哲学理论水平，没有死忠封建君主的概念存在，比马克思主义先进太多了。

大家一可以看到德国间谍用马克思主义忽悠列宁，洗脑之成功可见一斑，斯大林作为一个智者，比列宁这个蒙古混血儿智慧高出太多，在其掌控大权后，又把这一套施加在李大钊，王明，周圣人身上，如果不是毛伟人和邓总设计师的力挽狂澜，中国还不知道会走向什么境地都不好说了，不过苏联解题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些都是思想之一的差异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