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楠倍感无助的时候，她初中同学薛天浩找到她，要和她合作搞项目。

薛天浩和孙楠上初中的时候同班，学习特别优异，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在老家一所乡镇中学做了两年的语文老师。

在乡中学做老师那两年，薛天浩越来越发现教师的地位太低下，越来越厌烦教师这种职业。

每次和朋友出去的时候，当他表明自己的身份是老师后，人家对他的态度立刻会发生一百二十度的大变化，本来很热情的，但转眼间眼神中就流露出一缕不屑一顾的神情。

尤其是当那些人知道他在一所不入流的普通中学教书后，态度冷淡地简直连白开水都不如。

正因为如此，薛天浩越来越为自己走上教师的岗位感到悲哀，越来越厌烦教师这份职业。

这些年，虽然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要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但文件传达到基层单位之后根本没有人落实。

鉴于如此，教师虽然被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等荣誉称号，但根本没有人认可。

那些扎根农村的孩子王，虽然承担了教育孩子，发展基层教育的重任，但付出的与得到的永远不能成正比。

虽然他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但到老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不是他对这个社会贡献多少，而是他们手里的钞票有多少，他们的权势有多大。

就因为当老师的都无权无势又无钱，连对象都不好找，不仅厂矿里的女职工不要他们，就连那些女老师也看不起他们。

尤其在广大农村中小学，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女孩子找对象的标准是权利、地位、金钱。

因此，她们宁愿找城里的小工人，政府的大龄工作人员，做有钱人的二奶，被政府官员包养，她们也不找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素有人类灵魂工程师光荣称谓的穷教书的。

就是这些青年再怎么优秀，在那些女孩子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永远没有大的出息。

这些优秀的青年为了农村教育，为了农民的孩子，为了农村的发展，他们奉献一生，也穷极一生。在当时，这些农村的男教师大多找个临时工，或者是在农村随便找个女孩子来完成自己传种接代的重任。

薛天浩也只是个农村教师，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只不过和这些优秀青年一样，自己虽然不甘心，也不愿意向命运低头。

事实上，早在薛天浩刚踏入师大校门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在薛天浩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大学毕业后去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师大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当教师。这是他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他在理性上承认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他的心意。他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能混个人模人样的。

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虽然师大毕业后，有不少人踏入政府部门或者跳槽做别的，但是薛天浩心里最清楚，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家里也不能给他搭建这样的平台，家里这些年为了供养自己上学已经被折腾的不轻了，他不能再这样折腾下去了。

师范毕业后，他才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教育局的分配，来他所在的那所中学做个教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