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坐在专心记录的陈布雷身边着几个人说：“究其原因，还是国家长期实行人治、忽略了法制，虽然朝廷设置有言官、御史、巡抚等机构，有权弹劾官员，但决定权在皇帝、首辅等人手里，时宽时松、因人而异，涉及皇亲国戚、豪族勋臣往往不了了之，贪腐者不受惩处自然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以致蔓延。

各级官员权力过于集中，无人制衡、无人监管，大笔财富、大量民力、大批军队掌握在个人手中，任其支配、随意调动，这就给贪腐者提供了可能。为了逃避上官的追究，拼命巴结逢迎贿赂上级，建立利益集团，寻找保护伞，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官官相护吏治**。

从传统上讲，士绅读书目标就是升官发财，有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十年寒窗、一朝发迹，跃身官场、投机钻营，支撑他们的理想和追求都是个人、家族社会地位、生活水准的明显改善，不贪不佞很难在僧多粥少的官场生存下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心思关注民生、发展经济。

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只能祈盼青天降临，而无法左右官场。封建**盛行、民主参政难行，报刊杂志这样民众的口舌屡屡受到查封，民众的监督无法落实。”

接近政治家的张治中很关注社会改良，也想在湖南除弊革新但阻力很大，听到这很有感触点着头说：“有道理，想出制衡的办法了吗？”

“国外几百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根除**是不可能的，但可以从制度上限制贪腐行为的规模和破坏范围，及时发现惩治贪腐人员。

淡化官本位思想，减少官员的职业吸引力，让官员失去巨大的权力和巨大的收益，如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泡影，还会有人削尖脑袋去谋取这个清知府吗？而这十万雪花银也就不会被搜刮，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发展经济、创办现代工业，让读书人有其他生存、谋取个人幸福的渠道。比如经商、建厂、搞企业管理、钻研技术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开发资源、创造财富、增强国力的同时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防止读书人一窝蜂涌向官场。

我们的社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鄙视商人、鄙视劳动者，各级官员歧视刁难商业活动，工厂的管理也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随意侵占工厂的利益，致使经商艰难、产业亏损、生计难寻，当然不被人好，纷纷逃往张掖包头，那里没有歧视！

严格的准入制度，官员上岗前应受到相关法律等系统培训，规范官员的岗位职责、有明确的权利义务，有较高的收入，还要有全方位的监督，使其言行、收入置于公众面前，由独立公众的司法机构对贪腐举报进行调查、依据法律加以制裁，而不是由行政领导随意处理，一失足则身败名裂家族蒙羞，使之成为高风险职业，让贪腐者裹足不敢向前。

政府尽量简化手续、办事程序规范制度化，并受到民众、媒体的监督，不作为、乱作为者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等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迫使官员勤政爱民、谨言慎行、竭尽所能造福一方，从而实现吏治清平。

这些西方人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可以拿来借鉴，他们从农业国向工业化走了几百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随着经济的发展，贪腐现象会越来越突出，不早早找出深层次原因，制定相关政策从源头上治理，落后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仍将举步维艰。”

陈布雷虽然认同这些做法，可还是担心地说：“只怕推行起来会很难？这会让很多官员强烈抵制！”

“那是一定的，当官员们把公权当成私产时他肯定以为这是自己应得的，既得利益阶层绝不肯轻易交出自己的特权，绝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阻止其个人财富的快速积累，除非赋予它更大的权力。这就要执政党有无长远的政治眼光和自我救赎的胆略魄力。因为支撑政府的其实是提供税赋养活官员的工农商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而不是欺压盘剥百姓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