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