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曾国藩和荣禄又定计，这次攻打衡州还是要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是以第二天便把两天内俘虏的所有太平军集中起来，抬着木牌绕城而走，打击城内的士气。同时又让湘勇和民夫们唱楚歌。表明城内城外的都是湘人，大家是一家人。然后又施展离间之计，挑唆城内广西人和湖南人的关系。

上城助守的百姓青壮颇多，挑拨离间和劝降的事不胫而走，梁立海和陶恩培不论如何遮掩、禁传也是止不住的。而衡州城内太平军头目多是广西人，平素在治军管民之时，也多有地域之别。是以双方积怨也并非一两ri了。

说起国人的地缘、地域之别来由来已久，甚至到了后世仍旧还有，一个集体之内，凡是一处来的，多喜欢以老乡相称，抱团之后便能互相照应，其实并非太平军中特立独行，只是被荣禄、曾国藩放大利用而已。

加上衡州城内广西人乃是少数，前番推行去辫和《待百姓条例》，家家户户中都被太平军搜刮过。但凡还有余粮、余银的一律都充缴圣库。虽然太平军说了，圣库是大家的，但有所需皆可取用，但对于草民百姓来说一样的就是认为自己的钱粮被充了公。

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衡州城的公平之举却带来了太平军和百姓之间看不见的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原来满清治下是穷着越穷、富者越富，如今却是大家一样的穷，而掌握着圣库的那些太平军将领、官吏们自然会被人所忌恨。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有很大的弊端，圣库制度本是想公平分配，但全部的钱粮集中到圣库之后，掌管圣库的一方将领、官吏们也是人，他们没有圣人般的觉悟，自然就是利用职权自行取用，无人敢管。衡州城内早有歌谣流传：“开月升米半斤油，余粮余银入圣库，前时尚有称底钱，如今户户一般穷。”

此时的衡州不似后世林启荣、叶芸来守的九江、安庆，后世历史上翼王石达开经略江西时，就已经没有按天京法度执行，而是恢复旧时纳粮制度，人心很齐，加上九江、安庆太平军守御森严，是以湘军费了很大气力才打下来。如今的衡州城只是天京那空想制度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所以荣禄和曾国藩的离间之计才能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