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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