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员外郎的好处，就是一旦员外郎触犯律法，案宗需送到大理寺，呈报圣天子，核实后便会剥夺其员外郎的身份，以后才可以定罪。

而且，员外郎触犯律法，还罪加一等。

虽说实际上大理寺根本不会为了员外郎不员外郎的而讲什么情面，甚至到底真的核实不核实都难说。

但偏偏，“员外郎”这个身份立时被豪绅们趋之若鹜，甚至不乏年入堪堪百几十贯，却也要捐个员外郎的商贾。

陆宁都觉得效果有些过了，这个年代，商人们对身份认同感太渴望了，面子也太重要了，只要给层皮，觉得自己的身份从此不同，甚至犯案可以上动天听，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对陆宁来说，和赋税一样，这也算民间财富的二次再分配，就说短短时间，到他来颖州前，国库仅“绅捐”一项收入，就超过了十万贯，“绅捐”则专款专用，必须用在民生工程上，主要以治河为主。

当然，陆宁还有更深层的考虑，那百户为保的条件，又何尝不能提高黎庶之民的国民意识？令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大事，他们实际上也有参与的权力，甚至平日他们敬畏无比的豪绅，在本朝礼制中，也有被他们监督钳制的时候。

如此本朝对底层民众的凝聚力，底层民众对本朝的认同感，都会越来越高。

还有一点额外的好处，豪绅们以后在乡间行事，也会有所顾忌。

当然，哪怕这百户为保只是变为某种形式，甚或变成豪绅买票，百户邻居的福利，那都没什么，意识灌输下去就行了。

就算最后只是给平民们制造个每年一个大红包福利的机会，也不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