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宪长官的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来说，他们可以联合组织大型调查，也可以在调查中对各个御史施加影响，但却没有权力命令某某御史应该怎么干，不应该怎么干，当案子接手的时候，就算是从八品的小小巡察御史，在权责上与高高在上的御史大夫也是对等的。台宪长官们当然可以用别的手段干扰案件的调查进展，比如罚俸、参劾、调职等等，但如果遇到一个强项的小御史，台宪长官们在干扰案件的同时，也要做好被反噬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

这种近似于独立调查官的制度，直到千年之后才在某些国家出现，并且成为司法独立的重要标志。后人所说的官僚制度到了唐代已经几乎臻于完美，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制度，哪怕放到后世，也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

可惜天宝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御史台近乎废弛，御史官衔往往只能作为对官员的加衔来使用，与散阶荣衔没有什么区别了。

因此，李诚中在详细了解了大唐的御史台制度后，当即感觉很赞，准备沿用这一体制，也就是李诚中提出的重塑御史台。

李诚中准备留给李茂贞的官职就是御史大夫，总掌监察事务，负责纠劾百官。但考虑到李茂贞的学识水平，特意从幽州调了两个原燕王长史府主管法令的官员来辅佐他，出任御史中丞。

御史台需要依法办事，可是大唐只有一部《永徽疏律》，如果依照后世的标准来看的话，《永徽疏律》包容万象，却失于细则，也就是说，有原则没标准，有依据没措施。同样的案子，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诠释，而且都说得通，这样的法典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人为因素在判案上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

针对这种情况，早在营州时代，李诚中就组织人手将永徽律进行拆分，拟定各方面的专用法律，充实和扩大法律的内容，尽量缩小认为因素判案的空间。如今的幽州，以“法令”、“条令”、“准则”为后缀的法律已经多达数十部，只要将这些东西搬到洛阳来，修改一下名称，大唐的法律体系就算基本上搭建起了框架——除了缺少宪法，这一点，李诚中已经让吴中佐自幽州起身赶赴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