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垄断经营权之外，朝廷还给盐商以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里借钱营运）。有了这样的保证，盐商可以说是坐收暴利。

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相关官员无不伸出贪婪的手

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给他们这些好处，而是指着他们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他们的负担也很沉重。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行销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纲盐课银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有180余万两。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余万两银，是原额的好几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两淮盐区每年需要交纳的款项竟然达到800余万两之多。

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课，他们还要承受官员的额外盘剥。朝廷为了加强对盐课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员除了领取俸禄之外，还有一笔丰厚的养廉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但是，他们仍然把盐商视为圈里的猪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无止无休。

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相关官员无不伸出贪婪的手，雁过拔毛。道光朝的包世臣说：“淮商办运，纳请引、呈纲、力听钱粮，在运司一衙门，设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出入各五、六次，遍历经、库、知、巡四首领，皆商厮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悬走司之手。然后转历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衙门，然后盐得上船赴岸。凡经一署，投一房，则有一次费。合计所费，殆浮正杂，而迂曲备至。”可见盐政衙门内部机构复杂，官员们层层盘剥，商人自有其苦衷。

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合计下来，商人暗里支出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确定下来，免得官员浮收。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

此外，每逢盐运使有离任或外调的，盐商也都要照例馈赠一笔重金。盐官的收入如此丰厚，难怪大家都抢着要做。如巡盐御史一职，初时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还轮不到别人，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朝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离任时他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请求再留一任。

需要指出的是，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6次南巡，他口头上虽然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欢心，用度无算。

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1000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4年之间连续6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